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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立安博客

没有伞的孩子,必须努力奔跑,不然的话,大雨来了,第一个被淋湿的,就是你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35 踏访先师的足迹㈢  

2008-07-30 13:24:26|  分类: 读书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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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沈从文先生

闻一多先生是一座高山,徐特立先生是一片大海,而沈从文先生,就是一条澎湃的河。

沈从文,原名沈岳焕,1902年生于湘西凤凰,那里有连绵的山,有一条美丽的河,河边有瘦精精的吊脚楼,沱江从楼下缓缓流过,那是翠翠唱山歌的地方。玲珑剔透的山和水,润育了他多样的性格,他总是温柔多情,在城里五六十年,却忘不了边城水土,他一直称自己乡巴佬。他总是那么拘谨,总是那么忧伤,不惯于大声囔馕,只是浅浅的笑。他总是那么倔强,一生命运多舛,受尽了屈辱,半生在痛苦中煎熬,终于没有倒下,终于守住了底线,那需要多大的智慧,需要多大的勇气,需要多大的忍耐。

沈从文生于军人世家,祖父曾当过贵州提督,父亲也曾作过军官,八国联军攻陷天津,大沽炮台失守,父亲弃职回家,做着一个小医院的院长。在十四岁之前,沈从文乏善可陈,打架斗殴,逃学撒谎,就一个小混混,能干的都干了,虽然天资不错,记忆力好得出奇,却没有读几天书,私塾和小学加起来,也就那么几年功夫。

沈从文在《自我评述》中说:小时因太玩劣爱逃学,小学刚毕业,就被送到土著军队中当兵,在一条沅水和它的支流各城镇游荡了五年。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当权时代,我同士兵、农民、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式式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在一起,亲身体味到他们悲惨的生活,亲眼看到军队砍下无辜苗民和农民的人头无数,过了五年不易设想痛苦怕人生活,认识了中国一小角隅的好坏人事。一九二二年“五四”运动余波到达湘西,我受到新书报影响,苦苦思索了四天,决心要自己掌握命运,毅然离开家乡,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,从此就如我在《从文自传》中所说,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,来学习那课永远学不尽的“人生”了。

他是1923年闯入北京的。为了能够独立,为了学习新知识,他满怀希望地报考燕大,却因基础太差,名落孙山,这使他很难过,那时实在太穷,两块钱的报考费,还是借来的,主考官十分同情,把报考费退给了他。他一直很自卑,却没有气馁,每天坚持到北大旁听,当时北大非常开放,向有志之士敞开校门,允许他们自由听课,允许到图书馆博览群书。 沈从文便是这支"旁听大军"中的佼佼者。他几乎学完了所有课程,为他日后的崛起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 他一边在北大旁听,一边做着自己的文学梦,在最艰难的时候,得到了名家的鼎力支持。郁达夫就是关键的一个,一度传为佳话。除此之外,北大的周作人、辜鸿鸣教授,都很欣赏他的执著和才华,积极向文学界引荐,在他们的大力提携下,沈从文结识了徐志摩、闻一多等文学界名流,一步步跨进文学圈。1924年,和胡也频合编《京报副刊》和《民众文艺》周刊,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、丁玲编辑《红黑》、《人间》杂志。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。

1928年经徐志摩介绍,到胡适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,兼《大公报》《益世报》等文艺副刊主编;1930年到武汉大学任讲师。由于胡也频被杀害,护送丁玲回常德,被解聘。1931年还是经胡适、徐志摩推荐,到青岛大学任讲师;1934年随杨振声校长到北京主编国文教材;1939年起任西南联大教授;1946年起任北大教授;1950年起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;1978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。

沈从文像一个意外闯入文坛,闯入大学的野马,虽也文文静静,但还是很另类。不敢振臂高呼,不敢横刀勒马,显得温文尔雅,但骨子里却死倔,他是一棵小树,根扎得很深,紧抱住岩石,所以不会动摇,狂风暴雨,终没有将他击倒,在那样的年代,在那样的环境下,不是谁都挺得过来的,他以自己特有的智慧,逃过了更大的劫难,迎来了生命的夕阳,能够在86岁上寿终正寝,这已是了不起的奇迹了。

沈从文的一生,曲折而坎坷,像长长的河,溅起朵朵浪花,时而令人欣慰,时而令人哀伤,甚或奔腾咆哮。有这么几点,特别地刻骨铭心。

第一,朋友。沈从文初到北京,过得很艰难,1924年的冬天,下起了大雪,在“窄而霉小斋”里,沈从文只穿了两件夹衣,用棉被裹着腿,专心地写作。这时他听见门响,一个30多岁左右的瘦子站在门口。“请问,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?”“我就是。” “唉呀,你就是沈从文呀…你原来这样小,我是郁达夫…”,沈从文吃惊之余,才想起自己前些天,曾给大名鼎鼎的郁达夫写过一封信。与其说是求援,不如说是倾诉,吐出心中的苦水,哪里会想到,他竟冒雪前来? 那时,郁达夫已是著名的作家,又是北大教授。 他和蔼地与沈从文交谈,看他身体单薄,衣衫破旧,便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为他系上,请他吃完饭,将找回的3块多钱,也一并留给他。两人道别之际,郁达夫还殷殷叮嘱:“好好写下去…”。就这一句普通的话,给了沈从文莫大的力量。

 郁达夫深感于沈从文的贫苦,以此为题材,写了那篇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散文《致一位文学青年的的公开状》,告诉象沈从文这样贫困穷苦的文学青年,在混乱黑暗的社会,为了活下去,要么重新回到老家去,要么就心甘情愿的去做小偷,对当时不公的时代发出了绝望的诅咒。这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 。 

沈从文每有难处,总有人伸出援助之手,如徐志摩,闻一多,胡适,周作人,辜鸿鸣,杨振声等,他在北大上课时常说:“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《尝试集》。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,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!”。可见对于胡适的感激之情。

第二,执著。沈从文对于文学,对于信念,对于人性,尤其是对于爱情,都是特别执著的。1928年沈从文到中国公学,第一堂课上得很紧张,几分钟就讲完了,只好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:“我第一次上课,见你们人多,怕了。”有人告诉校长,胡适说,第一堂课,没被赶下来就不错了。课虽然上砸了,但一位年方十八、面目清秀、性格文静的美丽姑娘,却深深吸引了他,她就是张兆和。张兆和出身苏州的名门,不仅人长得美,功课体育都很出色,是公认的校花,追求者排成了长队,二姐张允和曾取笑他,只能排癞蛤蟆十三号。沈从文不敢当面表白,悄悄给学生写了封信,表达了自己的爱慕。后来校长胡适亲自出面,张兆和还是很顽固地不爱他。

1932年,张兆和毕业回苏州,沈从文带着礼物追了过去,张兆和避而不见,还是二姐出面做工作,才和他见了一面。为了这一面,他胸潮澎湃地回去了。所以,沈从文不但爱三姐,而且非常感谢二姐,碰见就叫她“媒婆”。

他深爱张兆和,尽管风风雨雨,一直都没有改变。1934年,在回湘西的途中,在沅水上行的船上,他给张兆和的信,真是酸得掉牙:“三三,我已到了柏子的小河,而且快要走到翠翠的家乡了!日中太阳既好,景致又复柔和不少,我念你的心也由热情而变成温柔的爱。我心中尽喊着你,有上万句话,有无数的字眼儿,一大堆微笑,一大堆吻,皆为你而储蓄在心上!”

这样的爱情信,真是难得看到。

三,宽容。沈从文还在北大旁听,就认识了胡也频和丁玲,他和胡也频是好朋友,和丁玲又是同乡,胡也频和丁玲是恋人,所以格外谈得来,三个人朝夕相处,几乎形影不离。1931年,胡也频被捕后,给沈从文写信求救,沈从文不怕危险,多方奔走,并亲赴南京,可惜最终营救未果,不久胡被杀害。胡也频被害不久,为了安全计,沈从文将丁玲和女儿护送常德,为此被武汉大学解聘了。为了纪念好友,他发表了《记胡也频》的文章。三年后,丁玲又突然被捕,沈从文担心她的安危,为了引起社会关注,声援革命力量,先后写了《丁玲女士被捕》、《丁玲女士失踪》,为揭露国民党当局,再次写了长篇散文《记丁玲》。 在那种白色恐怖下,敢于出头露面,如此仗义执言,除了沈从文,再没有第二个了。至少在我看来,他于丁铃是有恩的.

1949年,被划为粉红作家,处在极大的恐惧中,沈从文找到丁玲,想她念及多年的友谊,推心置腹地谈谈,给他交个底,让他能够放心,但他得到的却是,异乎寻常的冷漠。1980年,丁玲发表《也频与革命》一文,对沈从文五十年前的《记胡也频》,作出了严厉的批评:“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,毫无顾忌,信笔乱编…类似的胡言乱语,连篇累牍,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,无情…”甚至不惜漫骂:“贪生怕死的胆小鬼,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。”让人不敢相信,骂的竟是沈从文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对这种指责和辱骂,沈从文一直保持沉默,没有过任何回应,只在给朋友的信中,流露出心中的不平。沈从文用大度包容了一切,没有让遗憾变得更遗憾。

四,委屈。沈从文坚守独立,这个乡下人,既诚实又固执,他一直以为,作家靠的是作品,而不是其他势力,他写边城的秀丽,写那么“一点忧愁,一点快乐,一点烦恼和惆怅,甚至于痛苦难堪”这就是他的信条。他从不加入任何团体,包括左派和右派。他出版的作品,即使今天看来,也是积极进取的,闪耀着人性的光辉,然而,他的东西,国民党要封杀,共产党也要封杀。没有一条路可走。

他的特立独行,他的真实和固执,触犯了某些人的权威,给他带来灭顶的灾祸。他反对文学干预政治,和文艺的右派和左派,都有过一些争论,所以得罪了一些人,其中包括郭沫若。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《斥反动文艺》,将沈从文列入桃红色作家,“特别是沈从文,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。”给他扣上反动派的大帽子。1949年,北大学生贴出醒目的标语:“打倒新月派,现代评论派,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!”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,如同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,随时致人于死地。

他意识到“清算的时候到了”。他明知一生清白,却无处可以诉说,一场飞来的横祸,就要落在头上。羞辱,焦急,愤慨,愈加折磨着他。日日夜夜,处于恐惧之中。强加头上的政治压力,终于超过了极限,将他彻底压垮了,一九四九年三月,他辗转反侧,念念有词,“我终得牺牲”,他决心以自杀方式,还清白于人世。这个坚强的湘西汉子,露出了自己的怯懦。他将自己关在屋里,吞食了许多煤油,割破了手腕,但终究没有“牺牲”,被送医院给救活了。

不幸的是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历次的政治运动,都没有放过他,接连不断的打击,使他陷入狂迷状态,他觉得受到监视,担心隔墙有耳,说话声音压得很低;感觉有一张巨网,正在一步步收紧,逼着他毁灭。他不断念叨,“回湘西去,我要回湘西去”,面对此情此景,知情者无不潸然泪下。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,经过长时间的治疗,才渐渐得到恢复。

1985年,沈从文在接受采访时,他说起文革时扫厕所,特别强调说,他扫女厕所最干净,年轻的女记者挺感动,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:“沈老,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!”她的举动很自然,真诚而没有丝毫的矫情。没想到的是,沈老没有一点预兆,抱着女记者的胳膊,嚎啕大哭起来!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,什么话都不说,就是不停地哭,鼻涕眼泪满脸地哭,哭过后哽咽了半天。

我试图把这段故事,讲给我的女儿听,但几次都没有成功,我装得很镇定,却忍不住心痛,哽不成声,好像那受尽屈辱的,是我自己。

作为作家和教授的沈从文,在1949年以前,在他年轻气盛的时候,在他雄心勃勃的时候,就已经死去了,死了就死了吧,却要眼睁睁的看着。

五、倔强。钱钟书评价沈从文,你不要看从文微微笑,微微笑的,对任何事,他说他不干的时候,你刀架在他脖子上试试看,他也不干的。他就是这么个人,一条文弱的湘西汉子。

解放初期,文坛纷纷表态,表示反省和悔改,可沈从文迟迟不动,拖延很久后,才写了篇《给胡适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》,内容大致如下:中国大陆当前的局面,是由中共领导,是牺牲了几百万生命,所换得来的。过去没有对中共“革命”尽过力,只要还能对中共有些好处,即令把他牺牲进去,似乎也是应该的。劝胡先生和其他海外学者,国内大势已成“定局”,若还存心观望,等候国际局面变化,恐怕只是一种幻想,最好及时回国,来为人民服务。他这样的文章,自然难逃厄运。但他只能这样写,这是他真实的感受。

儿子小虎作文:“爸爸是个国民党时代的所谓作家,从前写过很多的书。他因为是靠自己努力成功的,所以很是骄傲。解放以后,他因为认识不清,心境不好,生了一场大病”。

“妈妈对我们很好,我们很小的时候,她就教我们爱好劳动。她现在进了华北大学,是青年团的团友。哥哥在中学读书,是青年团员,我是儿童队员。”

“我们一家四人,除爸爸外,思想都很进步。妈妈每星期六从华大回来,就向爸爸展开思想斗争。我想,如果爸爸也能改造思想,那么我们的家庭,一定十分快乐。我已经和哥哥商量,以后一定帮助妈妈,教育爸爸,好使我们的家庭,成为一个快乐的家庭。”读了这些话,你就会知道一点,从文先生到底多苦闷,为什么要“牺牲自己”了。

沈从文说:“叫我在家里走群众路线?我要跟谁走?我们一家四口,只有我一个人是‘群众’,三个领导阶级!”可以想见那时的处境。

他很决绝,既然列入了“反动派”,文学已经没他的位置,从此就一刀两断。他白天研读马列,晚上在家研究瓷器史,常常工作到深夜,甚至通宵不眠。“他们说我是废物,对我的过去全不承认,说我白吃了几十年的饭。现在我得加倍努力,作些成绩出来,抵补过去那些白费的光阴。并且我怎么能睡得着觉!闭下来,不能睡,我又不敢想下去!不把自己埋在工作里怎么成!”

 几十年来,他潜心研究,先后撰写出版了《中国丝绸图案》《唐宋铜镜》《龙凤艺术》《战国漆器》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等等学术专著,特别是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,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,证明了自己的另一种存在,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。

六、才华。沈从文是个天才,年轻的时候,字就写得很漂亮,北京大学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教员的书法作品选,汇集了北大知名学者的书法作品,有人评价说:沈尹默排第一位,沈从文排第二。沈从文的书法,尤其是草书,清新秀丽、遒劲潇洒。晚年沈老中风,已经不能言语,黄永玉拿来他十八岁时给人写的墓碑拓片,他边看边流泪,想起坎坷人生,想起点点成就,又露出了微笑,像个顽劣的孩子。

他是自学成才的新文学作家,可是对于古典文学、金石书画、古代器物服饰等,都有卓越的研究,和高深的造诣。

无论在西南联大,还是在北大,他都和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一起,被列为最受欢迎的教授。

2000年10月,瑞典皇家学院院士马悦然教授在接受台湾《联合报》采访时透露说: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,我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50年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。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,和对他回忆的深切,促使我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。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,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。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,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。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。我个人确信,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,他将在10月获得这个奖。

对于名利,他看得并不重,他说:“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,那可不是我。我只想造希腊小庙。选山地作基础,用坚硬石头堆砌它。精致,结实,匀称,形体虽小而不纤巧,是我理想的建筑。这神庙供奉的是‘人性’。”

 沈从文先生是一条澎湃的河,一条忧伤的河。 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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