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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立安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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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读书改变命运(十八)  

2011-08-28 10:30:31|  分类: 连载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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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毛泽东不去留学,似乎也不难理解,因为外语不好嘛,又不喜欢数学,他对工程技术,也没什么兴趣。教育可以救国,实业可以救国,科学可以救国,但在他的心里,国家已病入膏肓,这么几味良药,必定沉疴难起,唯有唤起民众,才是最为急迫的。唯有革命行动,才能挽救中国。

       那么,既然来到北京,他为何不考北大,与他同来的罗章龙,不是考上北大了吗?在《恰同学少年》中,有这么个插曲,毛泽东初到长沙,曾景仰过北大,约萧子升兄弟俩,一起去考北大的,那是他心中的殿堂。可是他们没有钱,上北大学费昂贵,至少得150大洋,毛泽东父亲拿不出,萧家又刚遇变故,也拿不出这些钱,只好报考湖南一师,不是一师多么好,而是这里不要学费。当然,不过是自说自话。

       1918年7月初,新民学会专门开会,讨论勤工俭学问题,蔡和森前往北京,负责联系有关事宜。不久,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,转达了杨先生的意见,希望他“到北京来,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,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。”杨先生一再叮咛,争取进北大深造,有益今后的发展。但毛泽东来京后,将几乎全部精力,都花在勤工俭学上,与华法教育会联络,接待学生的食宿,安排学员进预科班,帮助筹措大量经费,除此之外,还要与在京学生接触,以发展新民学会。对于考北大的事,并没有放在心上,用他自己的话说,我心里另有打算。与他同来的罗章龙,则顺利考取北大预科班。

他为什么不考北大,我查过不少资料,很少有人涉猎过。我想,不外乎这样几点:

首先,也不是经费问题,这时的毛泽东,在杨先生关照下,筹措一百多块钱,应该不会成问题,他不是一直干这事吗,为勤工俭学的学生。

他的严重的偏科,是解不开的死结。北大要考外语,对毛泽东而言,更难过的是数学。有件事很有意思,今年端午节前,我的手机收到个段子,第二天不高考吗。“知道屈原为什么投江吗?他是被吓死的。明天就高考了,你想他外语不行,数学不行,文综不行,理综不行,就剩作文了,该死的加个括号,文体不限,诗歌除外。”屈原都死定了,毛泽东还远吗?

北大的考试关,不是随便过得了的。记得1929年,钱钟书考北大,语文打100分,英语100分,数学考零蛋,北大不予录取。转而报考清华,作文优秀、英语满分,数学只考了15分,曾传闻数学是0分,后来夫人杨绛出面,指正是15分,被校长罗家伦特批录取,成为清华外文系的学生。

1930年,吴晗如出一辙。吴晗报考北大,国文、英文各得100分,数学得了个0分,当然是取不了。转而投考清华,结果仍然是国文、英文各100分,数学0分。清华大学慎重考虑,破格录取为历史系插班生。

但是这些奇迹,只发生在清华,十年之后,北大还是铁板一块。更何况,跟他们比起来,毛泽东得零分的,恐怕不止是数学,还要搭上英语。二拖一还好,一拖二死定了,他爸又不是李刚。无论怎么说,他是考不取的。罗章龙不同,他是长郡的学生,优秀的中学生,发展当然全面多了。毛泽东天生不足,在上一师之前,读过几年孔夫子,上过半年小学,中学他也试过,读得非常难受。

除此之外,25岁的毛泽东,未必真想上北大。看过他的读书史,大家都有个印象,他讨厌学院式的学习,后来办自修大学,就为了这个信念。在一段视频里,九十高龄的罗章龙说,毛泽东不想上北大,那里旧式大学味太浓,他是主张自由研究的。在他的内心深处,未必瞧得起迂腐的教授们,未必珍视那些所谓学问,读了这么些年书,他越来越坚信,大部分文科科目,学习研究全靠自己。萧子升最了解,他的志向不在学问,他不想将自己的精力,都花在研究学问上,萧子升说得直率,他心气有些浮躁,不是做学问的料。文革中毛泽东说过,大学还是要办的,当然我指的理工科。可见他对大学的态度。后来他告诫儿子,”趁着年纪尚轻,多向自然科学学习,少谈些政治。政治是要谈的,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主,社会科学辅之。将来可倒置过来,以社会科学为主,自然科学为辅。总之注意科学,只有科学是真学问,将来用处无穷。”他的这番感受,比别人更深刻。

毛泽东对文凭,应该没什么兴趣,写到这里,记起闻一多先生,也是很有个性的人。他1922年赴美留学,先后在芝加哥美院,科罗拉多大学,和纽约美院深造。闻一多属于典型性诗人,不喜欢数学,在美留学三年,并没有拿到学位,以致在毕业典礼上,只能羡慕人家的风光,连列队的资格都没有,这使他很受刺激,梁实秋回忆说,“一多和我在清华时,数学方面的课程成绩很差,勉强及格,学校一定要我们补修,我就补修了两门,三角及立体几何。一多不肯,他觉得性情不近数学,何必勉强学它,凡事皆以兴之所至为指归。我劝他向学术纪律低头,他执意不肯,故他始终没有获得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。”他就是一头倔驴,本来公款留学五年,三年后就回来了。

咱们的老一辈人,可能不像现在一样,被过度地教育了,大多天马行空,都是有血性的人。他们更有原则,对的就要坚持,错的绝不敷衍,该昂着的时候,绝不肯低下头。毛泽东也是这样吧。

1945年7月,在延安,有两次“窑洞对”是可永载史册的。一次是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民主政治即“周期率”的“窑洞对”;一次是傅斯年与毛泽东关于陈胜、吴广、项羽、刘邦的“窑洞对”。黄炎培与毛泽东的“窑洞对”,几乎人人熟知,而傅斯年与毛泽东的“窑洞对”,关注的人可能不多。其实,这两次“窑洞对”的内容有着内在的关联性,在本质上是一致的,政治意义同样深远,同样让人深思。

7月5日,在简陋的窑洞里,毛泽东赞扬傅斯年在五四运动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。而傅斯年却话中有话的说了句:“我们不过是陈胜、吴广,你们才是项羽、刘邦”。关于陈胜、吴广、项羽、刘邦,他们似乎都有很多话要说,但都仅仅点到为止而又心照不宣。毛泽东当然明白史学家傅斯年此话的弦外之音,经过一番思考,于当日书写了唐人章碣的《焚书坑》,并致信傅斯年:“遵嘱写了数字,不像样子,聊作纪念。今日闻陈胜、吴广之说,未免过谦,故述唐人诗以广之。”

毛泽东书写的条幅全文是:

竹帛烟销帝业虚,关河空锁祖龙居。

坑灰未烬山东乱,刘项原来不读书。

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

毛泽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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