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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立安博客

没有伞的孩子,必须努力奔跑,不然的话,大雨来了,第一个被淋湿的,就是你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张国焘出走的足迹(三)  

2012-06-24 20:10:39|  分类: 连载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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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张国焘回忆说:“林育英相继来电,转达了莫斯科的指示,支持我们的西进计划。他说川康地区红军,拟定的打通新疆的计划,得到斯大林的赞许。斯大林认为,如果中国红军控制了新疆,和甘肃河西走廊,苏联将予以必需的军火供应,并协助训练工作,使之成为一支劲旅。因此,他希望能从速行动,至于西进与否,由我们自行决定。”

    “我们推测,斯大林赞成西进的计划,可以避免与蒋冲突,实现联蒋抗日,这是当务之急。我们也觉得,过去党内争执的裂痕,还需要时间来弥补。如果能实现西进计划,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距离,就有时间冲淡彼此间的隔阂。因此,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。”

   “一九三六年六月间,贺龙的二方面军,和肖克的第六军,与我们在西康地区会师了。他们是大江以南的一支孤军,与我们和陕北方面,早已失去联络。贺龙等仅仅从敌人的情报中,获悉红军大部向西北转移,因而他们也由湘鄂川黔边区,向云南西北部行进。他们向西北兜的圈子,比一方面军还绕得大,沿途所遭受敌军的截击,和所经历的艰险,也是十分惊人。”

   “我们一直注视贺龙萧克的动向,也像策应一方面军一样,多方设法予以策应。一九三六年四月间,我们从敌人情报中,获悉他们正向云南大理前进,企图沿雅砻江向我们靠拢。总司令部因派遣几路部队,前往康滇边境策应,两军卒于雷波以南地区会师。二、六军团原有两万人,到达西康地区时,只剩下约五千人。”

   “一九三六年七月,疲劳的二方面军,在西康地区休息了一个月,向西北行动的计划迫不及待,我们乃决定全师北进。由刘伯承、任弼时、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,出甘肃的岷县、静宁,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。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,经岷县,取道泷西通渭,折而向西,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。”

    “我们的西进计划,在军事上说来,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,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,红四方面军夺取河西走廊之后,居于左翼,二方面军在到达甘北之后,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。在政治上说来,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,红军不再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,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,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,而且可以打通往苏联的道路。” 

    “陕北同志赞成这个军事计划,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,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,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。”

      193610月,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,“我们的军事行动开始了,驻在岷县附近的军队,开始向会宁集结,原驻会宁的军队,则进占了靖远县城,控制了这一带的黄河沿岸。当时彭德怀为了策应我们,已率部进到甘北的同心城海原一带地区。徐海东的第十五军,则进到打拉池地区,打拉池与会宁不过两天的路程,彼此信使往返,大家都为之兴奋万分。

    侦知我们的渡河行动,蒋介石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,一面严令各军,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,企图乘我军渡河时截击。我军渡河工具极少,又要慎防敌机的轰炸,每晚只能渡过千人左右。当时左路军的人数,大约为三万五千人,花了近三个星期,只渡过第九军第三十军,和第五军团、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、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部,共约两万多人。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、红军学校大部学生,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,在会宁通靖远的大道上,节节抵抗敌军的追击。”

   “敌人兵力愈集愈多,分路攻击的行动,也愈来愈积极。我军在会宁靖远大道上的掩护阵地,悉为敌军所攻下。敌军另一部进占了靖远城,控制了渡口,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。我和朱德乃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,移到这条大道的东北面,以打拉池徐海东部驻地为后方,这样我们的西进计划,便没有能够全部实现。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,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。”

   “从此,徐陈所率的西路军,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。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,由景泰沿长城,往古浪以北的土门子,直趋威武,我们则在敌军压力之下,由打拉池、海原和同心城,逐渐向东移动,靠近陕北苏区。”

    张国焘原本希望,西路军的西进计划,可以开辟河西走廊,打通新疆的道路,建立与苏联的联系,得到斯大林的援助,四方面军壮大了,他手中还有筹码。西进开辟新根据地,与陕北互成犄角,暂时避开毛的锋芒,为自己赢得新的转机。

    有十五军团的基础,中央红军在陕北地区,迅速立住了脚跟,起先,张学良遵蒋的指示,想趁红军疲惫至极,一举将其消灭殆尽,可东北军丢了老家,在西北这块地方,将士们无心打仗,在和红军的战斗中,打一场输一场,不到一个月时间,就丢掉了两三个师。打得少帅心服口服。他转而一想,要是这样的部队,和国民党团接抗日,不是会很有希望吗。加之,共产党提出的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,“打回老家去”的口号,对东北军影响很大。共产党的地下组织,也打着抗日得旗号,积极做东北军的工作。杨虎城本来抗日心切,早向蒋递了战书,誓言一决死战,以身报国。可惜蒋执迷不悟,顽固执行“囊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,西北军不满很久了。通过一段时间接触,红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,和杨虎城的西北军,达成了初步谅解,军事压迫慢慢缓改。相对照的是,四方面军南下失败,在西康维持了七个月,生活处于极度困难,大家情情绪低落,张国焘自知后果。据徐向前回忆说:当部队进到甘南,陈昌浩提出停止西进,就地开辟根据地的计划,得到了大多数支持,张国焘几乎崩溃了,流着泪向徐说,这个主席我不干了,让陈昌浩干去吧,我到陕北坐牢去。可见当时张的心态。

    张国焘痛苦地说:“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,损失惨重,向西挣扎前进之时,其第五军团,在酒泉为敌军所消灭,军长董振堂阵亡,通往新疆的大道,因而为敌所控制。再加战况逆转,弹药消耗到了不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。在西安事变结束时,西路军在天寒缺粮,和敌军压力之下,不得不南移祁连山脉,化整为零,从事游击活动。后来的西路军,只剩下四百多人,逃往新疆。此外还有一些小股,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,向东渡过黄河,逃到陕北归队。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,只剩一副骨架子,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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