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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立安博客

没有伞的孩子,必须努力奔跑,不然的话,大雨来了,第一个被淋湿的,就是你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一组知识分子群像  

2013-04-26 14:58:17|  分类: 读书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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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周作人的了解,以前只有这三点:一是鲁迅的弟弟。兄弟视若仇人,老死不相往来。二是文章好,不知谁评价说,要论文章,一是鲁迅,二是周作人,三是林语堂。三是汉奸身份。这个很麻烦,咸鱼可以翻身,汉奸却不能。

看周作人的《怀旧》,才觉得人就是人,比符号要复杂。老实说,如果单看文章,周作人没那么好,但操守还是有的。

周作人的文章,写物的很平淡,语言也不突出,比不上郁达夫,比鲁迅差了一截。但是有经有脉,典型的知识文章。写人要好得多,写的虽平淡,却不乏忠诚,平淡中功夫,很能够打动人。看过几篇怀念文章,有一个强烈的印象,那时的知识分子,似乎都纯粹一些,也可爱一些,个个棱角分明。不知什么时候起,知识分子都变了,像现在的天气,看不大明白了。

上中学的时候,读过鲁迅的《药》,略知一点秋瑾。周作人的《秋瑾》,使鉴湖女侠的形象,一时跃然纸上:据当时印象,其一切言动亦悉如常人,未见有慷慨激昂之态,服饰也只是日本女学生的普通装,和服夹衣,下着紫红的裙而已。这以前她在东京,在留学生中间,她有很大的威信,日本政府发表取缔规例,这里当然也有中国公使馆的阴谋在内,留学生大起反对,主张全体归国,这个运动是由秋瑾为首主持的。但老学生多不赞成,以为“管束”的意思不很好,但并不限定只用于流氓私娼等,从这文字上去反对是不成的,也别无全体归国之必要,这些人里边,有鲁迅和许寿裳诸人在内,结果被大会认为反对,给判处死刑。大会主席就是秋女士,据鲁迅说,她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,以示威吓。当时还有章行严等人是中间派,主张调停期间,但是没有效,秋瑾的一派便独自回国了。

鲁迅和秋瑾,都是绍兴老乡,一个是铁杆愤青,一个是铁杆革命者,竟火花四溅,还刀兵相见,竟判过死刑。历史真有趣。

在《志摩纪念》中,周作人深情地说:的确如适之所说,志摩这人很可爱,他有他的主张,有他的派路,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,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,令人觉得可亲近,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,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,引起一种好感,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,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,他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,只令人微笑点头,并没有嫌憎之感。有人戏称志摩为诗哲,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,实在这些戏弄里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,有如老同窗要举发从前吃戒尺的逸事,就是有派别的作家加以攻击,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,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,而决不是他的个人。 

适之又说志摩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,这个我也同意,而且觉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 了。这个年头儿,别的什么都有,只是诚实却早已找不到,便是爪哇国里恐怕也不会有了罢,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,可以说是世所希有的奇人了。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,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,上自国家大事,下至社会琐闻,不是恬然地颠倒黑自,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,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,自己未必相信,也未必望别人相信,只觉得非这样说不可,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,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,后面一口袋尼采,也是数见不鲜的事,在这时候有一两个人,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,无论这是哪一种主张,总是很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了。关于志摩的私德,适之有代为辩明的地方,我觉得这并不成什么问题。

所谓志摩的私德,大概是与林微因那段情,他离婚再婚的那些事儿。看来志摩的天真,是被朋友公认的,林微因的《怀念志摩》,对徐志摩的评价,也是又痛又爱,而且旗帜鲜明,没有一点忌讳。

在《半农纪念》中,最敬佩半农的,还是他的天真,再加上博学:半农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,这回半农的死,对我是一个老友的丧失,我所感到的也是朋友的哀感,这很难得用笔墨记录下来。朋友的交情可以深厚,而这种悲哀总是淡泊而平定的,与夫妇子女间沉挚激越者不同,然而这两者却是同样的难以文字表示得恰好。假如我同半农要疏一点,那么我就容易说话,当作一个学者或文人去看,随意说一番都不要紧。很熟的朋友都只作一整个人看,所知道的又太多了,要想分析想挑选了说极难着手,而且褒贬稍差一点分量,心里完全明了,就觉得不诚实,比不说还要不好。

学校决定要我充当致辞者之一,我也不好拒绝,但是我仍是明白我的不胜任,我只能说说临时想出来的半农的两种好处。其一是半农的真。他不装假,肯说话,不投机,不怕骂,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,对什么人都无恶意。其二是半农的杂学。他的专门是语音学,但他的兴趣很广博,文学美术他都喜欢,做诗,写字,照相、搜书,讲文法,谈音乐。有人或者嫌他杂,我觉得这正是好处,方面广,理解多,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,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,自然有点不合适。

在《北大感旧录》,他这样写刘申叔:申叔写起文章来,真是“下笔千言”,细注引证,头头是道,没有做不好的文章,可是字写的实在可怕,几乎像小孩子描红相似,而且不讲笔顺。

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,以恶札而论,申叔要算第一,我就是第二名了。从前在南京学堂里的时候,管轮堂同学中写字的成绩,我也是倒数第二,第一名乃是我的同班同乡,而且又是同房间居住的柯采卿,他的字也毕瑟可怜,像是寒颤的样子,但还不至于不成字罢了。倏忽五十年,第一名的人都已归了道山,到如今这榜首的光荣,却不得不属于我一个人。

读来蛮亲切的。似乎有个感觉,那时的知识分子,好像小孩子一样,看起来很幼稚,看得很透彻,真是赤子之心。现在的知识分子,像个吆喝的货郎,挑着一幅知识担子,一边走一边吆喝,街面上兴什么,他就吆喝什么,没有搞不定的,实在有些滑稽。

周作人的《怀旧》,给我们展示了一组群像,一组知识分子的群像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,当然还不止这些,《怀旧》里的辜鸿铭,狂狷之极的刘文典,敢做敢为的傅斯年,横眉冷对的鲁迅,可以说比比皆是。有一种说法,越是缺少什么,就越是喜欢什么。我喜欢那时的知识分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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